10月9日，杭州亚运会落幕后第二天，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回到北京的家中。休息一天后又前往绍兴，为第12届亚洲杯木球锦标赛助力。还有一个月就将年满87岁的他，仍活跃在体育领域的第一线。
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魏纪中与懒熊体育交流了自己对杭州亚运会的感受。在他看来，这是一届令人皆大欢喜的运动会，亚运会带来的效益不能简单用“赚钱或赔钱”来概括，要考虑体育大赛的溢出价值。
关于懒熊体育提出的中国是否应该申办2034年男足世界杯的话题，魏纪中认为举办过亚运会、奥运会、冬奥会后，中国的办赛能力肯定没问题，但是否要申办，还需考虑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和办赛后的民众情绪问题。
以下为魏纪中自述：
杭州亚运会皆大欢喜
我参加了11届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是我见过的问题最少的一届。
在我看来，“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工作问题，这考验组委会的能力；二是竞赛问题，这和组委会关系不大，主要发生在亚奥理事会和亚洲各单项组织身上。
在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中，问题往往出现在最开始阶段。参与者和主办方正处于磨合期，互不了解，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快慢考验着组委会的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任何大赛都会出现交通问题。在用车方面，组委会有自己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在运动会开始前，依照可预见的情况确立的。比赛开始后会有预见不到的状况，这就需要灵活处理。
怎么才能做到灵活处理呢？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权力下放。
在权力和责任方面，我们有时只把责任下放，权力没有下放。第一线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没有权力，做事情就必须层层请示，这样解决问题的速度就会慢；如果他有一定的权力，办事效率就会高。在这个问题上，杭州亚运会组委会做得比较好，做到了权力下放。对原来制定的规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做事灵活。
从亚运会来看，我们的全部场馆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甚至比国际标准更高，特别是在智能方面，比如我们可以用机器狗来运输铁饼。
从我得到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反馈来看，他们对杭州亚运会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届亚运会真正实现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是亚奥理事会追求的目标，我们办一个比赛就是为了让大家高兴。
我给杭州亚运会打99分，而不是100分。在我看来，如果打满分，它就会成为一个标准，意味着圆满。大家很容易找出一个问题，说“你也有美中不足”。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圆满，未来可能也会有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所以我留下1分，留下再提升的空间。
▲魏纪中给杭州亚运会打99分。
对电子竞技的全新认知
在杭州，电竞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有些电子竞技的技术代表之前没经历过大型运动会的比赛，发现问题后，要求重赛。在电竞过去的比赛里，有过重赛的情况，但从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角度来讲，裁判和技术代表没有权力要求重赛，除非极特殊情况。即便如此，重赛的决定权也是在最高机构，而不是裁判和技术代表。
如果比赛出现问题，应该在最后判定胜负中做出决断——直接判有问题的一方输掉比赛即可。就好比在田径比赛中出现抢跑情况，可以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不能说一个人抢跑了，大家再重新比赛，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协商和调整，我们把电竞比赛中的问题解决了。和那些成熟的项目比，新项目解决问题的速度会慢一些，这可以理解。
电竞项目进入亚运会，是我根据大家的要求，经过一两年的不断交流、不断沟通、不断解决问题后的结果。
查阅《汉语大词典》或《牛津词典》对“体育”的定义，电竞项目似乎没有一条符合体育属性。但我查过词典对“运动”的定义，其中有一条是“竞赛”。电子竞技是竞赛，它有自己的规则，也要分出胜负，所以它算是“运动”。
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电竞是一个运动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创意项目。”我认同这个观点。
▲电竞比赛亮相杭州亚运会。
电子竞技项目和电子游戏是有关联的，就好比很多运动项目都是从游戏而来，比如高尔夫、足球等等。从游戏过度到运动，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人们对电竞的不同认识，其实是对电子游戏的不同认识。我们需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电子游戏所产生的“不良”问题，不一定是电子竞技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很多青少年沉溺于电子游戏，导致他不爱学习。对此，我们的教育方面也应该思考，为什么孩子不爱学习？有些青少年整天沉溺于手机，大家管这叫“低头族”，但手机上让青少年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是游戏。如果把问题全部归结于游戏，就属于认知上的误区。
对于新事物，大家有不同认知是可以理解的，好在最近这些年人们对电子竞技的认知已有所提升了。
跳出体育来看运动会
办综合性运动会和重大体育赛事，对体育运动在举办国的发展会有重要推动作用。体育强则国家强，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国家强需要投入，体育强也需要投入。对于“国家强”的投入，不能仅看市场上的赔和赚，它应该是国家长远发展和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对“体育强”的投入，同样是这个道理。
杭州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在讨论投来那么多钱，究竟是陪了还是赚了？应该说，全部投入的这几百个亿，运动会期间肯定是赚不回来的，怎么可能靠一个运动会赚几百个亿？
但国际奥委会对运动会算的是两本账，一本是国家基建投入的账，另一本是运动会举办产生的费用。
杭州亚运会的市场开发做得不错，门票收入也很可观，在运动会举办方面，从货币化的角度来讲，是可以赚钱的。
关于基础建设的投入，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亚运会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国家其他基础建设投入一样，它产生的是社会效益，民众可以利用这些体育设施参加体育活动。
▲杭州亚运会比赛场馆。
运动会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体育而言并不明显，但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增高了，这是不可能货币化的。再比如杭州的知名度提升了，所有参加、关注亚运会的人从对杭州的认识，衍生到对中国的认识，这些都是不可能通过货币进行量化的。
亚运会期间，杭州宾馆的效益提高了，餐饮效益提高了，商品效益提高了。我看有媒体报道，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临走前在杭州扫货。体育大赛的溢出效益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体育，而是各个领域。
办一届影响比较大的奥运会和亚运会，一定会有不小的投入，但它会增加国家的软实力。这些年轻人将自己在中国的体会讲给身边的人，形成口碑的传播，这也不可用货币来衡量。对于运动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综合来看，要长远来看，而不是要立刻估算赚了多少钱，赔了多少钱。我们应该学会跳出体育来看运动会。
申办世界要考虑自身足球水平问题
无论是办奥运会还是亚运会，准备周期都比较长，一般在7年左右。在这7年时间里，我们能培养出一批符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干部，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财产。
物质的东西过几年就贬值了，比如我们建的体育馆很先进，没过几年，会有更先进的。但精神方面的东西，包括干部的培养、民众对体育的认识、民众对国家能力的认同，只会增值。从北京亚运会到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志愿者精神一直在扩大，杭州亚运会期间有10万志愿者参与，这种无私奉献的服务精神会从体育扩大到整个社会。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摸索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道路。国家体委当年让我到中体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时，我就一直在探索，但没有成功，没有真正摸出路子来。
从一个上市公司的角度讲，为了对股民负责，我搞了体育房地产，就是奥林匹克花园。除此之外，再没做太多事情。
到了今天，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在不断摸索着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
我们当然要学习国外体育发展的好的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搬有时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外办成NBA，搞得火热，我们办CBA，不能说没有成绩，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国外办足球联赛一般都能赚钱，我们办中超，好像不怎么赚钱，而且又产生了一些腐败现象，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体育产业道路。
▲杭州亚运会打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我们发展体育产业，要搞清楚它的本业是什么，相关产业是什么，彼此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存在。我听说现在的体育产业产量已将体育服装都包括进来了，体育服装不应该是纺织业的事吗？这些需要经济专家去细分，我没这个能力。
我们体育产业的发展有时只注重量，缺乏质。全国有近千个办赛公司，但真正有办赛能力的，没几个。所以说，我们既要追求量，更要注重质。没有质的量，没太多意义。同时，体育产业有它的公益属性，这也不能忽视。
如果问我关于申办男足世界杯的话题，我只能谈个人看法。从办赛能力角度来讲，我认为不会有问题，但这会牵扯我们的足球水平问题。
作为东道主，如果打不进前16名，或者说前8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不得不考虑。国家举办世界杯，搭台让别人唱戏，自己变成一个跑龙套的，民众会满意吗？
我们既要考虑办赛能力，也要考虑我们的足球水平参加世界杯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办赛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应该是让老百姓都高兴的事。如果最后老百姓都在吐槽，效果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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