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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洋 20

为什么同样是银元,各类价格高低相差甚远,龙洋的价格2000块,坐洋的价格300块?中国第一座海军学院是什么

lsrchb lsrchb 发表于2022-09-17 13:22:52 浏览39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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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是银元,各类价格高低相差甚远,龙洋的价格2000块,坐洋的价格300块

同样是银元,价格高低相差一定甚远。清代的大清银币、双龙寿字币、上海壹两、北洋造光绪元宝各省各地发行的各种各类机制银币龙洋,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孙小头各省各地方的各种双旗币银元等等,因为各种各类银元发行的时代时期不同、版别不同,当时所发行的数量大小有所不同,再就是当时兵荒马乱、炮火连天的损坏,有的还被大量回收,现今的存世量和稀缺性品相大不相同,有的存世只几枚、有的还很多,有的几百元、有的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价格高低相差确实甚远。所谓坐洋是,法属印度支那贸易银圆,又叫安南银币俗称坐洋银圆,为清朝末民国初期主要在印度、缅甸、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和我国云南、广东、广西一带流通的外国银圆之一,银币正面为自由女神坐像,背面的装饰图案为麦穗,法文有“贸易银圆“和“法属“年号等法文。由于当时西方烈強对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入侵值民,打压国内银元、经济资源掠夺更是疯狂到极点,坐洋银圆发行量极大、现存世量也很多,国内收藏家及爱好者对外国银圆兴趣普遍不高,升值空间有限,所以龙洋的价格是2000块,坐洋的价格是300块。(感谢大家阅读支持)







中国第一座海军学院是什么

福建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学堂由左宗棠奏请创办,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一支为前学堂习造船、后学堂习航海;另一支为绘事院、艺圃,后改称图算所、学徒学堂、匠首学堂。辛亥革命后,前者改称海军制造学校、海军学校、海军飞潜学校;后者改称海军艺术学校,以后又改名勤工、商船、高航。“高航”全称为“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8月,因院系调整高航停办,原有航机、轮机专业学生与高工学校合并成立福州工业学校;航海专业学生转至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福建航海专科学校);造船专业学生转至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简介

“船政”之称始现于1866年左宗棠奏请建船厂办学堂的奏折中,清廷旨派沈葆桢总理船政。1866年12月23日船政主体工程全面动工,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开始招生。

福建船政学堂的名称一直沿用至1913年。船政学堂一支为前学堂习造船、后学堂习航海;另一支为绘事院、艺圃,后改称图算所、学徒学堂、匠首学堂。辛亥革命后,前者改称海军制造学校、海军学校、海军飞潜学校;后者改称海军艺术学校,以后又改名勤工、商船、高航。“高航”全称为“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8月,因院系调整高航停办,原有航机、轮机专业学生与高工学校合并成立福州工业学校;航海专业学生转至集美航海学校;造船专业学生转至上海造船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 航海理论学等课程, 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学生称为艺童,堂长称为监督。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1868年沈葆祯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又在前学堂内增设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艺圃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校史

(一)求是堂艺局

船政工程于1866年12月23日(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同时开局招生, 招收105人。堂址乃于城内暂设两处: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与仙塔街;城外分设亚伯尔顺洋房一处。1867年1月6日开学。学制初定5年,实际为7年。

学校于1867年6月6日迁至马尾新校舍,按其前、后位置,分为前、后学堂。

(二)前学堂

1867年仲夏,在马江之畔、中岐山之麓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科技型高等学府——船政前、后学堂 ,培养高级造船、轮机制造和航海人才。6月8日开始上课。

前学堂习法文,学制造,亦称制造学堂。

(三)后学堂

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亦称驾驶学堂。

1867年7月20日沈葆桢甄别前、后学堂艺童。

1868年2月增设管轮学堂,故亦称驾驶管轮学堂。 堂课5年,舰课2年。

(四)绘事院

1867年12月26日设立绘事院,招生39人学制图、绘算概要等。学制三年,培养中级测绘人才。优秀生可升入前学堂。

(五)艺圃

1868年2月17日设立 ,又称艺徒学堂。招收艺徒100多人,学制5年,培养中级造船工人。1897年4月艺圃分为艺徒学堂和匠首学堂,学制分别为三年。艺徒择优升入匠首,培养高级技工 (技师)。优秀者可任监工(工程师)。

(六)电报学堂

1876年3月9日前学堂增设电报专业,又称电气学塾或电报学堂,招收32人。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

(七)福州海军制造学校

1913年10月,前学堂改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 学制延长到10年。

(八)福州海军学校

1913年10月,后学堂改名为福州海军学校。 学制改为8年4个月。1926年5月,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并入海军学校。

1925年7月,增设化学专业,培养弹药检验人员,学制3年。

1926年5月,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并入海军学校。

1937年7月7日,日寇入侵。9月海军学校迁鼔山涌泉寺上课。1938年6月25日由鼔山内迁湖南湘潭。10月海军学校由湘潭再迁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

1941年2月增办造舰班,航海班视力欠佳、原应退学者12人转入,学制3年。

1945年5月19日上午,日寇撤离马尾前,埋炸药炸毁海军学校、海军练营、勤工学校、望楼、海军官员宿舍(20号洋楼),放火将机关、学校宿舍烧成废墟。船厂中发电厂、拉铁厂、一号船坞均被炸毁。下午收复马尾。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12月迁贵州桐梓的马尾海军学校迁往重庆山洞。1946年12月迁至南京下关,与上海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为青岛海军军官学校。1949年9月南迁至厦门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迁往台湾左营。

(九)福州海军艺术学校

1913年10月,艺圃改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

(十)福州海军飞潜学校

1917年12月创办,由海军艺术学校在校生转入。甲班学飞机制造,乙班学潜艇制造,丙班学发动机制造。1928年办的航空班,专门培养试飞飞行员。1926年5月,海军 飞潜学校与海军制造学校并入海军学校。

(十一)勤工、商船学校

1935年2月 海军艺术学校停办,筹办“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8月省教育厅准海军艺术学校 改为私立勤工学校。

1937年5月省教育厅准勤工学校设立高级机械科和高级航空机械科,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5年。校名改为: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

1937年7月7日,日寇入侵。9月3日勤工学校迁鼔山下院上课。1938年6月10日内迁尤溪县。6月12日马尾勤工学校内的三个实验室被日寇炸毁。

1941年6月勤工学校迁至将乐高滩。

1943年7月受省交通局委托,代办汽车机械科,招收41人,学制为高中3年制。

1944年2月勤工学校受省教育厅委托办“福建省立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简称商船学校),一个班子,两面牌子。

(十二)高航学校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迁回马尾,两校合并, 改称:福建省立林森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简称高航)。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

1952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并入福州工业学校、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十三)福建船政学校

1981年5月1日无母校的勤工、商船、高航三校校友在榕集会,庆祝校庆。推举五校友向省领导建议复办福建马尾商船学校。

1982年5月 省政府批准复办,10月6日福建马尾商船学校开学,省长参加开学典礼。

1988年5月改为福建船政学校。1994年9月迁入仓山首山路办学。

1999年9月与交通学校等四校合并升格为大专改称:福建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6月28日,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更名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船政之最

1、中国近代航海教育的发祥地。福建船政成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技专科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和第一所技工学校(艺圃),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学用结合的新式教育模式,别于科举之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闽堂是开山之祖”。

2、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船政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第一艘千吨级兵商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艘铁胁船“威远”;第一艘钢甲舰“平远”;第一艘钢甲鱼雷舰“广乙”;第一艘猎雷舰“建威”;第一艘折叠式水上飞艇等等。船政41年来生产的舰船总吨位占当时全国的82.26%,创办初期产业工人占全国同期人数的30%。

3、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船政首次大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设备运行和管理技能,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形成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关系变革和民族工业发展的动力源。

4、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自制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起重机、车床、锅炉、新式抽水机,以及机制铜钱、精密仪器(钟表、经纬仪、罗盘、气压计、望远镜、瞄准器等)、大炮、水雷和鱼雷等。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营造了40多艘近代海军舰船;创建了中国近代海军“福建轮船水师(福建水师、船政水师)”;实现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远航。

6、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创办第一所航空(勤工)学校、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创办第一个飞机制造工程处;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并批量生产;建成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站;制造的中国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

7、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留学生学成均归国,使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提升了一个层次。如铁路专家詹天佑、造船专家魏瀚、轮机专家陈兆翱、教育专家林振峰等。

8、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船政实行开放型的教育方式,推动了中学西传、西学中传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如陈季同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林纾、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还译过英、法、日、俄等10多国小说184部,自著10多部小说);严复翻译世界八大名著《原富》、《法意》、《天演论》等;马建忠撰写第一部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日意格编撰《法汉袖珍词典》等。

9、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船政最早在国内发展无线电及通讯技术,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学堂,铺设中国第一条(川淡)海底电信电缆;最早在国内使用发配电照明,适用范围从生产、生活扩大到船上,并在船上首次使用探照灯、电风扇。

10、制订近代中国第一个航海国际标准。船政组织技术人员测量与研究马尾港口深度基准面,历时30年(1866年到1896年),确定了“罗星塔水准零点(罗零标高)”。这是近代中国航海、导航、水文等技术方面的首个国际标准。

诞生

左宗棠提出”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求是堂艺局就是左宗棠起的,也是船政学堂的官定名称。

章程制定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丙寅年)12月11日),左宗棠在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同日又上奏清廷《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进一步阐述“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又指出“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必须采取 “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的措施。同时提出在“恭呈御览,伏恳天恩俯准照拟办理”的同时,“即饬司刊刻章程,出示招募艺局子弟”。

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

第一条 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学、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第二条 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第三条 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第四条 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第五条 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第六条 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第七条 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第八条 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6年12月30日)清廷批准左宗棠所奏的艺局章程。

招生开学

船政工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亦于同时开局招生。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英桂上总理衙门《陈办理船政事》中提到,“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局,先行鸠工庀材,派委员绅和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堂,先行肆习英语、英文”。可见当时先行开设驾驶专业。第一次招考的考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报名应试。当时他父亲初丧,见此命题文情悲切,为沈葆桢所激赏,“置冠其曹”。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

1918年8月严复曾有一段生动的记述:“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1901年严复给沈庆的诗云:“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校址暂设在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随后双招收造船专业的学生,暂借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这一点足见创办者的战略眼光,从工程刚开始就借地办学,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战略思想付诸实施。

至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堂——求是堂艺局诞生了。

历史地位

流传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从国子监到县学,乃至民间的书院、私塾,都是以登科及第为办学目标。当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成为八股制艺后,青年士的头脑就被彻底禁锢起来,任何生动活泼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术数,因而造成近几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萎缩。鸦片战争前,今文经学家们提倡经世致用。战后,林则徐、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始受重视,新式军事院校也应运而生。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它的创办和船政局的建立几为同时。创始人是左宗棠。

学堂开始招生时,设想的生源主要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子弟。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破天荒建立的军事技术学校对士子吸引力不大,因此后来把招生一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报名者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填写保结,并要取其父兄及本人的保证书。第一次招生考试的试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

当时参加报考的,主要是家境贫寒之士。其次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家庭和商人子弟、外国学堂学生。获得考试第一名的福建侯官人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身世遭遇就很具有代表性。严宗光父祖两代皆为中医。他自己从小进私塾,再加上父亲的辅导,打下了较好的学业基础。不久,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家道急骤中落。听说船政学堂衣食住全由官家供给,每月还有四两纹银的补贴,便决定前去报名。严宗光的叔叔是个举人,母子俩请他作保,举人对此种新学堂绝无好感,当即回绝,后来只能瞒着他私自填写保结,还引来一场争吵。宗光和母亲只得痛哭跪求,才算了事。严宗光在考试时面对试题触景生情,文章自然写得情文并茂,大得沈葆桢的赞赏。

这次招生共录取严宗光、罗丰禄、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珪、邱宝仁、何心川等几十个人,年龄约为12~15岁。另外从香港招来张成、吕翰、邓世昌、叶富、林国祥等,皆已学过英文,基础较好。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此时校舍未成,便假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的空房作教室。在暮鼓晨钟的古刹里,飘出了诵念A、B、C、D的朗朗书声。无可辩驳地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除了白塔寺外,学校还在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设置临时校舍。未几,船政局在马尾新盖的学堂落成,旋将三处学生一并迁入。学堂分作两部分,前学堂以法语授课,包括制造专业和设计专业。制造专业是前学堂的主要专业,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船体和蒸汽机的设计制造人员。设计专业是日意格的说法,在中文文献中称作“绘事院”,目标是培养绘图员。后学堂以英语授课,包括驾驶专业和管轮(轮机)专业。它为后来的海军事业培养了大批军官。学堂还附设艺圃,培养技术工人。

李鸿章和袁世凯担任的北洋大臣是什么官,权力到底有多大

晚清诸多封疆大吏之中,位高权重莫过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袁世凯,在这一职位之上,李鸿章与袁世凯和洋人列强斗智,在清朝内里兴办水师和洋务,极其深刻改变了清王朝的走向。

李鸿章与袁世凯,两人不仅是北洋大臣,而且还都是直隶总督,在当时,要做北洋大臣就必须先做直隶总督,说白了,直隶总督才是正职,北洋大臣更像个兼职与加衔。

说北洋大臣之前,要先了解一下直隶总督。清雍正二年,直隶总督正式成定制,管辖直隶一地的军务,与其他地方的总督不同,由于直隶总督管辖的乃是京畿重镇,因此格外受到看重,并且还可以调动山西、山东与河南这三个不设总督之地的驻军,不过除此之外,直隶总督并没有格外特别于其他总督的权利。

不过,直隶总督在晚清加有“北洋大臣”之职后,其掌握的权柄就大大超过了其他督抚,因为北洋大臣除了掌握直隶地方军务之外,还直接参与到清廷的外交、防卫与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全国性事务的决策之中。

北洋大臣之职的设立,来自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英法联军撤出京师暂驻天津,以监视清廷履行刚签订的诸多条约,不过清朝并没有能够直接与列强交涉的外事部门,如果要办理外务,一般都是临时派人,然后加钦差之衔。

随着列强在华染指不断深化,原本的这种临时代办的制度越发显得不够用,不能很好应对,当时为加强与英法的沟通协调,恭亲王奕訢派恒祺、崇厚送额尔金等洋人回到天津,并“常驻津郡,以便就近从中调处”。

恒祺与崇厚等人,类似于联络人员的身份,就是北洋大臣早期的雏形。

1861年,恭亲王奕訢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也明确提出在南北口岸设立专门管事的大臣的提议:在长江与东南沿海的各口岸,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北方则专设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北方三口的通商事务。

原本,在《南京条约》之中,清廷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由当时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相关的通商和部分外事,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又陆续开放了一批口岸,比如北方的营口、天津与登州,清廷认为这些地方距离京畿太近干系重大,“若无大员驻津商办,万恐诸多窒碍”。

因此,清廷拟定在天津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而其他口岸都位于南方,则划归原本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前者,就是北洋大臣的前身,后者,则后来变成了南洋大臣。

不久之后,咸丰帝批准奕訢所请,任命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会同各地将军抚府尹办理,不过这个时候的三口通商大臣还只是类似临时办事处兴致的差使职务,没有纳入编制。

并且,这一时期也没有让直隶总督兼任三口通商大臣。

  • 一,直隶总督驻地保定,掌握着畿辅要地,长驻天津有诸多不便;
  • 二,直隶总督府衙之下办事机构多有分工,不便管辖通商事宜。

然而,崇厚担任三口通商大臣期间,于1870年处置天津教案失败,直接导致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晚节不保黯然离去,而尚在陕西前线指挥的李鸿章,被清廷召回,出任直隶总督,崇厚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前去向法国道歉。

崇厚离开后,三口通商大臣由总理衙门的成林、毛昶熙署理。

由于天津教案的发生,清廷之中很多人认为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因为没有相互节制的关系,地方官吏一向都不认真配合通商大臣办事,这也是天津教案之中,崇厚无法掌握局势的原因所在。

因此,毛昶熙等奏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效仿当时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任的例子,让直隶总督兼任,并颁布钦差大臣的关防。

恭亲王奕訢等同意毛昶熙等奏请,正式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之职,仿南洋通商大臣的例子,让直隶总督经理洋务与海防,并规定直隶总督轮流驻扎天津与保定,每年开冻后前往天津,封冻后回到保定,遇到特殊的事情可以例外。

李鸿章,就是当年首位以直隶总督身份兼任北洋大臣的人,也是在这一职位上在任最长的人,从1870年到1895年,除了中间因为丁忧而让张树声代理了1年多之外,李鸿章做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从他开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惯例。

北洋大臣,也称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其权柄包括:

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即盖印,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

也就是说,北洋大臣除了三口的通商事务外,还涉及洋务、海防、招商和各路电线安设,其中洋务与海防的责任范围在直隶与北中国沿海,而招商与电线事务则包揽全国范围。

此外,清廷的总理衙门建立之后,南洋大臣的外交权利也转移到了北洋大臣那里,北洋大臣驻于天津,而天津乃京师门户,当时的外国公使来华必须先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再由其传报总理衙门,擅自入京不予接见,北洋大臣设立之后,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外交上的权柄,诸多琐碎小事之类,往往都是北洋大臣先出现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才由总理衙门出面。

而北洋大臣之所以能够成为地位相当高的一个职位,与李鸿章也有分不开的联系,作为清朝的裱糊匠,李鸿章是当时清朝极少数能够与外国人在同一个频道上进行交流的人,而外国人自然也乐于与李鸿章打交道,北洋大臣的外务职能不断强化。

李鸿章在晚清时期,其权利可以说是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慈禧谁也不怵。李鸿章在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做了二十多年,既因此权势大增,同样李鸿章也使得北洋大臣成为了一个实际权力足以媲美各地封疆大吏的高级职位。

华为和联想的发展与成就各有千秋,究竟是努力重要,还是选择重要

谢谢您的问题。我认为,华为和联想的发展,与人有关也有公司有关。

公司经营思路不同。华为实现跟联想当年并驾齐驱,但2018年华为营业收入6000亿元,是联想2800亿元的2倍多。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经营思路。第一,柳传志的联想是贸易驱动型,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市场什么卖得好,就生产哪个,多年不曾改变,比如PC就是传统项目。技术研发只是服务生产,没有太多想法,挣钱才是硬道理。第二,任正非的华为是通过大量投入,以前沿技术研发来创造市场需求,生产是为了技术推广,属于供给侧改革,提升消费水平,比如5G、折叠屏、芯片等。柳传志和任正非的经营方式都没问题,但后者从供给侧出发,发展会更好一些,会有新需求、新市场。第三,有的朋友会说,联想专注于电脑,华为着重发展手机,消费趋势给了手机更大的市场。这也有一定道理。
公司股权不同。第一,联想是股权集中式,柳传志将大部分股权都由管理层占有,科研人员等普通员工没什么股权。第二,华为是分散持股,初期任正非持有华为近80%的股份,现在减到约1.4%,大多数股权为员工持有。任正非还坚持不上市,表示华为是所有华为员工的。相比而言,把公司命运交给所有员工,特别是科研人员的待遇和价值都比较高,员工就有积极性,就有一定的凝聚力,有助于公司发展。无独有偶,乔布斯也只有0.58的苹果股份。处境遭遇不同。一方面,华为技术研发引发了大家对中国制造的自豪感,特别是华为走出去遇到的阻力,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虽然将华为与爱国情绪绑定并不理智,但是民众对华为的认同感是增加的。另一方面,联想受到5G投票事件的影响很深,虽然联想与华为都站出来澄清,联想投的是华为。但是,联想公司的产品和形象受到了极大伤害,以至于联想都要诉诸公堂,这多少也影响了联想的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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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为什么要杀掉荆轲所有的同乡人难道是怕被报复么

在日常生活中,鸡蛋碰石头的事时有发生,明明知道自己权势远不如对方,因结怨已久,等不到自身的强大,偏要去舍身捋虎须,本来还可安稳渡日,却加速了自己祸患的到来。

战国末期秦国加快了统一六国的步伐,出兵东进伐齐楚三晋诸国,蚕食诸侯,将到燕国边界。燕国恐惧。燕太子丹曾为质赵国,秦始皇出生在赵国,二人少时在一起玩过,彼此兄弟相称,不分尊卑,后来秦始皇到秦国做了秦王,燕太子丹又到秦国为质,秦王对其不友善,本来就不甘心屈居秦王之下的燕太子丹,就逃回了燕国,想报复秦国,但因燕国弱小,力量同秦国差得太远,就想用别的办法报仇。这时秦国将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太子丹就收留了他,进一步加怒了秦国。燕太子丹就向荆轲求计,荆轲就向太子丹进献了刺杀秦王的计策。后来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图假装进献秦王进而刺杀秦王却遭失败,荆轲惨死。这更激怒了秦王,提前派大军攻打燕国,追杀燕太子丹,俘虏燕王,灭了燕国。至于秦王后来杀没杀荆轲的同乡人,就不知道了。因为司马迁《史记》里只说,秦王称皇帝后,又去追杀与太子丹和荆轲交好的朋友,结果都逃亡了。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隐姓埋名给别人当佣人,被主人发现,消息传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怜惜他善击筑,就赦免了他,弄瞎了他的眼睛,常欣赏他击筑。有一次高渐离用铅装进筑中,趁接近秦始皇击筑的时机,举筑猛打秦始皇,可惜没打中,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

问主说《哈佛中国史》中有引用说秦始皇杀掉了荆轲所有同乡人的话,《史记》、《资治通鉴》尚且没有记载,《哈佛中国史》是从哪里得到的呢?难道外国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史吗?重犯高渐离秦始皇尚且怜才赦免,荆轲的同乡人,与他八杆子打不着,秦始皇还会去追究他们的罪责?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古时候确有夷灭三族夷灭九族之说,有连坐之说,一是为震慑犯罪,显示朝廷权威,让人们尊法守法绝对服从君主,二是怕沾亲带故的人对朝廷不满,来日复仇,埋下隐患。这样诛连的方法确实有滥杀无故的情况,但在古时也不失为一种永绝后患的方法,如果对付亲族极恶势力还好,倘对付受冤的忠直仁人贤士,那就有点儿太残忍,太不公平了。因此有不少贤明的君主不用或取消这种不科学的刑罚,近代以来更是再没出现过这样的刑罚了。

外国人总认为古代中国封建朝廷都是专制独裁,实施严罚酷刑野蛮统治,毫无民主人道可言,基于此,秦始皇对刺杀自己的荆轲,自然不会轻饶,不仅要殃及他的亲人朋友,还要杀尽他的同乡人。这都是外国人心目中野蛮的中国皇帝应该做的,是他们的主观臆测,写进了他们所著的所谓史书里,难道我们宁可不相信自己写的史志,而去相信外国人为我们所作的史志吗?

清朝的三司和督、抚、藩、臬是啥意思,为何不得民心

导语: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各方面的机制体制都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清朝的官制制度也是发展到了中国官制的最高峰。相比于明朝,清朝对很多官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变更之后新的官制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题目中所说的三司其实是清朝的中央机构的名称。而总督、巡抚、蕃台、臬台这一些官职都是地方的官职名称。下面我们就通过逐一的分析来讲清楚这些官职之间的关系,并且来试着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机构在清朝后期逐渐失去人心。

一、三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是清朝的中央司法机构。

在有清一代,三司分为京官三司和外官三司,但是在大多数语境之下主要是指京官三司。三司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机构的合称,实际上就是中央最高司法机构。刑部和大理寺、都察院都负责司法事务。下面我们就对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别进行逐一的分析:

1、刑部――六部之一主要负责审判和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

刑部是六部之一,早在隋朝创立三省六部制的时候刑部就已经存在了。从隋朝开始刑部一直是作为一个审判和刑狱机构来发挥其职能的。在刑部设有刑部尚书,他是刑部的主管官员。在刑部尚书之下还设有侍郎,是刑部尚书的副职。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刑部尚书基本上就类似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刑部侍郎似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

“掌天下刑罚之政令,以赞上正万民。凡律例轻重之适,听断出入之孚,决宥缓速之宜,赃罚追贷之数,各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肃邦犯。――《光绪会典》

上面是《光绪会典》,对于刑部的职能进行的规定。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就可以看出,刑部是中央的主要司法机构,小到偷鸡摸狗的小事,大道颠覆国家政权的大事,都是由刑部来进行审理的。由此可见刑部的权利还是十分大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刑部的权力再大也无法超过皇权。刑部必须在皇权允许的范围之内行使司法权力。

2、大理寺――掌管案件的审理和复核,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院。

大理寺的设置时间也是非常久远了,从北齐时就已经设立了大理寺,后来大理石又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等到明清时期职能基本定型,而且各方面的机制体制也逐渐完善。如果有重大的刑事案件,皇帝或是交由刑部审理,或是交给大理寺审理。如果要是刑部审理的刑事案件,在案件了结之后还要经过大理寺的复核。实际上大理寺就是一个专职的审判案件的机构。他不像刑部那样只能比较复杂,比如刑部除了审判案件之外,还要制定法律规定,管理地方的司法机构,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等等职能。而相比之下大理寺则单纯的多,大理寺只有一个职能那就是审判案件。

凡断公案,先上正看详当否,论难改正,签印注日,然后过议司覆议;如有批难,具记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又刑部言:“应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断刑官,先与刑部、大理寺长贰同议可否,然后注拟。――《清史稿》

上面这一段文字就是史书中对于大理寺职能的规定。上面这段文字主要就是记录了一个案件经过刑部审理之后还要经过大理寺的复核,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只有经过大理寺的复核之后才能够作为最终的案件的判决结果。

3、督察院――明清两代的最高监察机关,相当于现在最高检察院。

都察院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比较晚,在明太祖时设立。朱元璋废除前朝的御史台,设置了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主要以都御史,副都御史为主管官员。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之初对都察院的职能就做出了规定,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监察百官,辩明冤枉”。实际上就是一个监察机构。

清朝改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明朝,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兼用作加衔),以方便其行事。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乾隆十三年(1748年),废左佥都御史。清代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既审核死刑案件,另外参加秋审与热审,还监督百官。――《中国通史》

除了在中央设置都察院之外,在督察院之下还设置了13道督察御史,他们主要是监察地方官员,不同的监察御史也有不同的职能他们的具体职能如下:

  • 弹劾地方官员。有的公开露面弹劾,有的密封奏章弹劾。
  • 清查两京狱讼案件的审理有无拖延枉曲,巡视京都军营,监都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
  • 清理军队,提督学校,巡视盐政、茶马,巡视漕运,巡视关税,催运,监督烙马印,屯田。

4、三司会审――清代司法审判的最高形式!

所谓三司会审,就是指在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当中,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联合审理。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三个部门分别起不同的作用。刑部的作用是对案件进行审判。大理寺的作用是对案件进行复核。督察院的作用是监察审判过程。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三个部门联合发生作用,这也标志着清朝的审判制度趋于成熟。

其实三司会审制度来自于隋唐时期的三司推事,早在隋唐时期这三个部门就开始联合在一起。所谓的三司推事,就是一些大案要案主要由刑部尚书负责审理,大理寺卿进行复核,再由御史台进行监督。实际上三司会审就是三司推事的一种变体和发展。

二、总督、巡抚、蕃台、臬台――高级地方官员。

总督、巡抚、蕃台、臬台实际上都是一些地方官员。但是他们的级别确实不一样的,总体上来说总督的职权最大,其次是巡抚,再其次才是藩台和臬台。下面我们就来对这四大地方官进行一下详细的分析:

1、总督、巡抚――清朝的封疆大吏。

总督和巡抚实际上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到明朝嘉靖年间基本上成为定制。但是在明朝时总督巡抚基本上是一种差遣性质的官职。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临时管制。在明朝时是哪里需要在哪里就设置一个,不需要地方就不会设置。而且总督和巡抚也没有具体的官衔,具体的职能也不明确。

“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荫总督宣大王国桢子之仲、登莱巡抚袁可立子枢、通政使吴用先子 、河南巡抚冯嘉会子映鸾、太常寺卿桂有根子高攀各入监读书。”――《明熹宗实录》

等到清朝时总督和巡抚就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清一代基本上都设置了总督和巡抚。一直到清乾隆年间,全国共设置了八大总督分别是: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此后到光绪年间,又陆续设置了东三省总督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直隶总督和四川总督兼领本省的巡抚事,除此之外陕甘总督还兼任甘肃巡抚,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每个省设一个巡抚。

2、藩台、臬台――掌管地方的行政和监察大权。

藩台又称承宣布政使,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就已经设立了这一官职。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官职,依然设置承宣布政使。承宣布政使主要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政。它的主要职能包括:

  • 上传下达,宣布政令。承宣布政使作为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凡是中央颁布的政令,都需要通过布政使传达到地方,如果地方有什么特殊情况也需要通过布政史来向中央汇报,实际上它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 管理省一级以下的官员。承宣布政使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考核和管理官员。在吏治方面承宣布政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掌管一省的财政收入。除了掌管行政事务之外承宣布政实还掌握一省的财政收入。各地的府、州、县将所管辖区内的赋税,上交布政史,布政使汇集一生的财政收入上交中央。
臬台又称提刑按察使。主要职责是掌管一省的刑狱。它的来源也可以追溯到明朝朱元璋时期,朱元璋时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后来一直沿用到清朝。与藩台相比臬台的职能则要简单一些,它的职能主要包括掌管一省的刑狱和监察官员。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孔传:“汝当布陈是法。”后因称张布刑法为“陈臬”。亦借指任司法官职。因此按察使又叫“臬台”。――《尚书·康诰》

总结:有清一代,一直保留着三司、督抚和藩臬,但是后期逐渐失去了人心。

其实清朝设置三司、总督、巡抚、蕃台和臬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中央的控制和对地方的管理。但是后期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也逐渐的腐败掉了,他们管理一省实务的能力逐渐衰弱。成为鱼肉百姓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使得清朝在后期逐渐失去人心。

参考资料:

《清史稿》

《中国通史》

《尚书》

中法战争时期定远舰和镇远舰已经建好,为什么没能返回国内参加中法战争

《知史以明鉴·查故以至今》

1876年,李鸿章曾派人设法向德国定购了两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分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到1883年,二舰先后建造完成,然而却未能及时回国参加中法战争,而是到了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7月才启程回华。

起初,李鸿章一直是在积极筹划铁甲舰回国的事宜。还在“定远”舰接近完工之时,李鸿章就已开始同驻德公使李凤苞商讨铁舰回华问题了。

可是这时候中法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恶化,形势变得非常紧张,这必然要影响到铁舰回华一事。6月20日,李凤苞致电李鸿章,称害怕法国人挑起事端,德国不敢代送定远舰。

李鸿章就回电给李凤苞,让定远舰挂上德国国旗,继续同德国人商量,争取定远舰早日回国。

7月21日,李鸿章再电李凤苞:“法尚未与中国开衅,‘定远’既系德廷商令商旗代送,德国应代保护,可速开驶,沿途探行”。

总之,李鸿章并无阻止军舰回国的意思,这说明此时李鸿章仍希望“定远”舰能尽快安全回国。

铁甲舰回国遭到曾纪泽反对,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曾纪泽认为法国不久必会寻衅开战,铁舰回华凶多吉少,应该慎重。李凤苞也电告李鸿章:“劼侯(曾纪泽)谓一舰回华,只能弄险,须拨船保护,似仍宜缓开”。

由于曾纪泽的劝阻,李鸿章有所醒悟,觉得此事轻率不得。他在7月25日报告总署说:“近日连接劼刚(曾纪泽)、丹崖(李凤苞)电报,并敝处复电,照钞呈览。丹崖欲遗定远铁舰回华,献刚不敢劝开。鸿章乃请伊等妥商酌办”。

紧接着李鸿章又于8月2日复电李凤苞,同意暂缓开驶并嘱咐说:“‘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此后不久,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政府忙于应敌,也没有顾及此事。

1884年5月11日,《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中法双方停战。随着局势的初步缓和,铁舰回华一事又重新提起。李鸿章仍命李凤苞负责安排有关事宜。5月22日,李鸿章曾电告李凤苞,希望定远舰和镇远舰一同回国。

但是时隔不久,中法间又爆发了“北黎冲突”事件,战云又笼罩在中国上空,这就使铁舰回华一事再次被迫中止。7月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让他还是先不要把军舰开回国。

1884年8月,法国公然大举进攻台湾基隆,挑起了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

到了此时,铁舰回华已经毫无可能了,因为这受到了国际公法的制约。当时德国作为中立国,是不允许向交战国的一方提供军需品的。

当时曾纪泽和李鸿章他们认为即使铁舰回国,因为没有熟练人员驾驶它,它是不可能充分发挥威力的,也就不可能对战局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那就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不应有的损失。

1883年6月22日李凤苞致李鸿章的电报中曾说:“试用龙旗开驶,绝无练习华兵,只能托海部看守”。仅仅是开驶一下,大家都很不熟练,又怎能上得了战场呢?这证明曾纪泽阻止铁舰回华的主张是正确的。

除此而外,李鸿章当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兵士战斗素质不佳这个问题。他在1884年11月13日的奏折中说:“(轮船铁舰)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这就是说,李鸿章和曾纪泽对于阻止铁舰回国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中法战争中首先阻止定购铁舰回华的是曾纪泽。李鸿章经过权衡,同意了曾纪泽的主张。他们的这种符合实际的做法,对于减轻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是有益的,最终也保住了北洋海军的铁甲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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